李辉|腾冲两名士,滇西大英雄
文 | 李辉
两个身影,两封信
从腾冲(曾称腾越)归来,在那些血洒疆场的抗日将士身影之外,有两位腾冲人的身影总是清晰地在我眼前闪动。
两位腾冲人并没有血洒疆场。一位是李根源先生(一八七九年——一九六五年),一位是张问德先生(一八八一年——一九五七年)。两个人,年龄仅相差两岁,均为清末秀才。生于斯,长于斯,他们与故乡命运息息相关。
一九四二年,国之存亡的紧要关头,腾冲及滇西一时间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。两位年过六旬的老人,毅然挺身而出,高声呐喊,秉笔直书。李根源写出《告滇西父老书》,呼吁滇西民众投入最艰难的抵抗,坦诚恳切,铿将有力,用故乡情怀、民族大义激励民众,鼓舞士气,保家卫国;张问德在另外一种处境下,写出《答田岛书》,答复占领腾冲县城的日本行政长官田岛的来信,不卑不亢,弛张有度,自尊与威严尽显字里行间。
徐悲鸿为李根源造像
读信,读胆略、勇气、人格、文采,读文字背后深处隐含的滇西山川险峻壮丽,读腾冲名士不屈精神与坚韧。一旦读过,不再遗忘。
两位腾冲人,之所以能够写出这样的信,有赖于腾冲千百年历史传统的恩赐,有赖于“士不可辱”的名士气节的支撑。硝烟弥漫,喋血鏖战,因有这两个如高黎贡山一样高耸、伟岸的身影,因有这两封信,边陲古镇腾冲多了荣耀与尊严,多了激荡天地间的浩然正气。
腾冲硝烟处,名士风流时。
“人生既读圣贤书”
也是缘分,刚到腾冲的当天下午,走出宾馆,漫步街头,路边第一个吸引我们走进去的景点便是“李根源故居”。一看生平简介,眼睛顿时一亮:
李根源,字印泉,又字养溪、雪生,号高黎贡山人,一九〇四年留学日本,在陆军士官生学校期间,于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会,一九〇九年回国后,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(教育长)、总办(校长),朱德便是学生之一。
辛亥革命爆发后,他与蔡锷等一起领导云南重九起义,系滇军名将。民国元年(一九一二年)被国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衔,任众议院议员,次年任参、众两院主任。一九一七年,任国民政府陕西省省长,一九一八年参加著名的护法斗争,任驻粤滇军总司令,授陆军上将衔。
一九二二年入京任国民政府航空督办,一九二三年任农商总长、代署国务总理,同年,因发对曹锟贿选,退出政坛,隐居苏州多年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返回云南,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、云贵监察使、国策顾问等职。
小城腾冲,卧虎藏龙。
李根源题“叠园”
李根源故居与腾冲著名的叠水河景区相邻,旧称“叠园”,李根源题写的“叠园,先人世居李根源民国二十八年”,如今勒石镶嵌于故居碑廊上。
巧的是,在李根源故居,有一副对联十分工整,“中原策马,禹域搜文”,以篆书题写,古朴有力,一看,原来是我熟悉的黄苗子先生题写。“策马”与“搜文”,正与李根源一生经历颇为贴切。
他既是滇军名将,更是秀才出身的文人,撰文赋诗,广搜金石,著有《曲石文录》、《曲石诗录》、《雪生年录》、《滇西战役纪事诗》、《永昌府文征》等。
朱德与李根源在一起
遇到一位当地人,谈到李根源,颇为骄傲地说:“朱德是他的学生!”归来我查阅相关资料,一九六五年李根源在北京去世,前来吊唁并出席追悼会的显赫人士中,最引人注目的一人,便是他的学生朱德。
有了李根源故居的初步印象,两天之后,走进滇西抗战纪念馆,站在墙上大幅展示的《告滇西父老书》面前,与之相对,脚步一时不愿挪开——
云南是中国的国防重要根据地,居高临下,高屋建瓴,西南控制泰、缅、越,东北拱卫川、康、黔、桂。滇西又是云南西陲的重大屏障。握高黎贡山、野人山的脊梁,襟潞、澜、 龙、盈大川的形胜。且为通印度洋国际交通的唯一生命线。我们中国是民主阵线二十六国中四大列强之一,所赖以沟通民主同盟国地理上的连系,全靠滇缅公路一条干道。
……
(《告滇西父老书》)
李根源开篇即充分强调滇西的重用战略位置,他向家乡父老兄弟敞开心扉,直陈近期骤然呈现的滇西危机、云南危机乃至中国的存亡危机。
白崇禧1945年为国殇墓园题词
五月初,亚洲战局突变。日本军队切断滇缅公路,自缅甸向滇西多路进攻,其气势锐不可当:三日进攻畹町;四日占领芒市,攻陷龙陵,同日,日本飞机对保山狂轰滥炸,造成平民死伤惨重;五日攻至怒江,中国军队被迫炸毁滇缅公路怒江上的唯一桥梁——惠通桥,才将日军阻于西岸,使之不能过江进攻保山。从开始发起进攻,仅仅几天时间,日本军队便于五月十日占领滇西全境。
如果日军继续越过怒江、澜沧江,攻占保山,那么,昆明、贵阳甚至重庆,曾经的大后方西南地区,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,其严峻后果不堪设想。一时间,军心动摇,前景难料。有人主张放弃保山,更有居住昆明者,担心当局放弃云南,准备新的逃亡行程……
当此危机之时,并未担任军政要职的腾冲人、云南监察使李根源站了出来。据相关资料介绍,李根源急电中央,力主坚守保山。在与蒋介石通电话时,他慷慨陈詞,请缨拒敌:“怒江之险,胜过沧江万倍。我李根源誓死要坚守怒江,与保山共存亡!”蒋介石接受了李根源的这一主张,再下决心,派军队坚守怒江,不让日军东进。
腾冲另一名士张文光为故乡叠水河修建太极桥,李根源题词
此后,李根源不顾年老体弱,身患痢疾,仍再三函电请缨,坚决请求奔赴前线,终被蒋介石批准前往保山。五月二十四日,六十三岁的李根源自昆明出发,沿途宣慰安民。途中他赋诗言志:“西檄风波正可惊,要凭宝剑斩长鲸,老夫冒险生来惯,总向人间难处行。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,李根源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著名的《告滇西父老书》。
李根源非常清楚,在父老乡亲面前,无需华丽辞藻,只需坦诚相见,以质朴语言陈述危机,控诉敌军罪行,强调滇西战略地位重要性,强调保家卫国,弘扬故乡光荣历史,便是最好的倾诉与呼吁。这封信,约一千四百字,写自己与故土的情感,写自己毅然离开昆明,回到滇西,愿意与受难的乡亲一同面对危机,共度时艰,书写滇西新的光荣:
根源生长迤西,滇西是我的桑梓,也是我父老祖宗坟茔庐墓的所在地,现在敌人打进我们的家乡来了。看看腊戌撒退后滇西公私损失奇重,真所谓生灵荼炭,哀鸿遍野;看看五月四、五两日保山遭受兽机的轰炸,颓垣败墙,血肉横飞,迤西重镇化为灰烬,保山县城立成死市,鸦狗群聚,时疫蔓延,举世闻悉,同声愤慨,百年浩劫,惨不忍睹。根源闻此,能不动心!乃奉蒋委员长电令、龙主席委托和监察院的催促,扶病西来,冒暑远征。我带来一个衰病者老年之身,带来一颗纯洁的赤诚之心,坦白地诚挚地希望诸父老共体时艰,懔然于国难、乡难的加深,大家齐心一致,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,发挥军民合作的力量,加紧组织民众,训练民众,加强民众自卫,协助军队,尽到守望、运输、救护、侦察、通讯的责任。
……
自然,今后军队所需于民众的人力、物力的供给者至巨,敌人在沦陷区域的横征聚敛、荼毒残杀亦愈凶,而我们滇西民众所遭受的痛苦和牺牲也一定愈来愈大。但苟可有利于国家,有利于抗战者,虽毁家纾难,赴汤蹈火,亦在所不辞,我父老必抱定更大牺牲的决心,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,始能在云南抗战史中占最光辉的一页。根源不敏,愿追随诸父老之后,同心努力以赴之。
(《告滇西父老书》)
李根源《告滇西父老书》的具体写作时间,恐有待确认。滇西抗战纪念馆将之注明为“五月一日”,不知源自何处。此信所提及的日本进攻滇西的发生时间,均在五月一日之后,另外,李根源五月二十四日离开昆明返回滇西,他在信中所言“扶病西来,冒暑远征”,似也应在此之后,如果是五月一日,不可能有此表述,明显有误。
我来不及查阅当年云南报纸发表《告滇西父老书》的确切时间,不过根据上述判断,其写作时间似在五月二十日前后,即,在李根源决定离开昆明,启程返回滇西,与故乡父老同舟共济之际。
且再回到当年场景。据资料介绍,李根源一抵达保山,马上于五月三十日抱病前往前线巡视。几天后,军情危急,远征军参谋团团长林蔚,劝李根源退居大理,李根源复书说:“不可去,不能去,誓与保山共存亡!”
他还表示,如果保山万一失守,他就跳进龙王塘以殉职,决不投降!他赋诗一首,抒怀如下:“人生既读圣贤书,自有灵台比广居。志决神清受其正,天翻地覆欲何如。”
“人生既读圣贤书”!国难危机间,天地间浩然正气充溢胸中。腾冲李根源,向史上所有为故乡甘愿牺牲的先贤们致敬。硝烟弥漫处,他愿意追随前贤,成为其中一员。他正以身体力行的方式,走进他们的行列……
“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”
就在六旬老人李根源,毅然决然离开昆明,奔赴保山前线,立志保住滇西历史光荣的时候,几乎同时,另一位六旬老人张问德,身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腾冲,做出一个堪称惊天动地的决定。
腾冲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落入日本军队之手。相关资料叙述,日本军队大兵临城下之时,滇西不少军政要人纷纷慌乱、畏缩、逃逸:
一九四二年五月初,日军先头部队攻占龙陵、畹町等地,时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驻守腾冲,他不思抵抗而设法逃逸,一面加紧搜刮,一面急电昆明,请求调职,随即被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。离腾时,龙还强征马匹,为他运送上百驮烟土。其时邱天培为腾冲县长,邱看龙已走,便召开会议,言语中透露政府撤退之意,遭与会诸腾冲士绅痛骂:未见敌军,岂可撤退,当派兵驻防城外,与敌决一死战!邱看大家群情激愤,未敢多说,当下表示赞同,但到当日午夜,邱天培便携家眷逃出县城,所有自卫队和警察也随之外逃,各机关主管人员亦私自潜逃。
五月十日午后二时,区区二百九十二名日本兵,不费一枪一弹,大步洋洋,直入腾冲城。
一代名士张问德
在当面痛骂邱天培的众多腾冲士绅中间,张问德可谓德高望重。这位晚清秀才,民国之后先后在腾冲任职,一九三四年,当选为腾冲参议会议长,后至昆明,曾任省府秘书和龙云的私人秘书。
抗战爆发后,任昌宁县县长,一九四〇年因病辞职回腾冲休养。如今,故乡危难时,天降大任于斯人也,身患疾病的他,没有退缩,而是挺身而出,他的胸中,同样激荡着浩然正气。
张问德站到了历史前台。
腾冲县城沦陷后,张问德与刘楚湘等一批腾冲士绅,立即撤至北部山区,六月五日商议成立临时县务委员会。六月下旬,临时县政府组建,云南省政府委任张问德为腾冲县长。
这位六十二岁的晚清秀才,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,毅然决然主动担负起护卫桑梓的一县之长的职责。建立战时基层政权;开展游击,阻击日军;动员民众出粮、出人,支援前线;恢复《腾越日报》,鼓舞士气……县城虽然沦陷,更多的腾冲人却在张问德等人的激励下,投身于保家卫国的行列。
有材料这样写到张问德:“先生为抗战奔波,不辞劳苦,两年中八次翻越高黎贡山,六次渡怒江,辗转于腾冲、保山、大理之间。翻越高黎贡山时,路途艰险,有时数日断炊,先生有次还从马背上滚下,口鼻流血,手脱臼,但先生无所畏惧,勇往直前。”
张问德与士绅同仁和故乡同胞携手并肩,将腾冲新的光荣,一笔一捺,有力地刻写在高黎贡山上。
就任腾冲县长两个月,一个重要考验来到张问德面前。日本占领腾冲的行政长官田岛,致信张问德,欲与之见面商谈腾冲事宜,这显然实为诱降之举。田岛来函,以文言体书写,口吻看似恭敬,赞誉腾冲“民殷物阜,气象雍和”,实则暗藏杀机。田岛希望能与张问德见面,商议解决腾冲目前面临的困境:
岛甚愿与台端择地相晤,作一度长日聚谈,共同解决双方民主之困难问题,台端其有意乎?……
八十年代刻《答田岛书》碑
岛生平为人,百无一长,唯不欺不诈推诚接物八字,则常用以自励。凡事只要出岛之中心乐从而诸口者,虽刀锯在后,鼎镬在前,亦不敢有一字之改移。苍苍在上,言出至诚,台端其有意乎?临颖神驰,不胜依依,伫盼回玉。
大日本腾越行政班本部长上
昭和十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具
九月十二日,张问德回函田岛。著名的《答田岛书》,应运而生!
《答田岛书》约九百字,请允许我全文转录如下:
答田岛书
田岛阁下:
来书以腾冲人民痛苦为言,欲借会晤长谈而谋解除。苟我中国犹未遭受侵凌,且与日本能保持正常国交关系时,则余必将予以同情之考虑。然事态之演变,已使余将可予以同情考虑之基础扫除无余。诚如阁下来书所言,腾冲士循民良,风俗醇厚,实西南第一乐园,大足有为之乡。然自事态演变以来,腾冲人民死于枪刺之下、暴尸露骨于荒野者已逾二千人,房屋毁于兵火者已逾五万幢,骡马遗失达五千匹,谷物损失达百万石,财产被劫掠者近五十亿。遂使人民父失其子,妻失其夫,居则无以蔽风雨,行则无以图谋生活,啼饥号寒,坐以待毙;甚至为阁下及其同僚之所奴役,横被鞭笞;或已送往密支那将充当炮灰。而尤使余不忍言者,则为妇女遭受污辱之一事。凡此均属腾冲人民之痛苦。余愿坦直向阁下说明:此种痛苦均系阁下及其同僚所赐予,此种赐予,均属罪行。由于人民之尊严生命,余仅能对此种罪行予以谴责,而于遭受痛苦之人民更寄予衷心之同情。
阁下既欲解除腾冲人民之痛苦,余虽不知阁下解除之计划究将何如,然以余为中国之一公民,且为腾冲地方政府之一官吏,由于余之责任与良心,对于阁下所提出之任何计划,均无考虑之必要与可能。然余愿使阁下解除腾冲人民痛苦之善意能以伸张,则余所能供献于阁下者,仅有请阁下及其同僚全部返回东京。使腾冲人民永离枪刺胁迫生活之痛苦,而自漂泊之地返回故乡,于断井颓垣之上重建其乐园。则于他日我中国也不复遭受侵凌时,此事变已获有公道之结束时,且与日本已恢复正常国交关系时,余愿飞往东京,一如阁下所要求于今日者,余不谈任何军事问题,亦不携带有武器之兵卫,以与阁下及其同僚相会晤,以致谢腾冲人民痛苦之解除;且必将前往靖国神社,为在腾冲战死之近万日本官兵祈求冥福,并愿在上者苍苍赦其罪行。苟腾冲依然为阁下及其同僚所盘踞,所有罪行依然继续发生,余仅能竭其精力,以尽其责任。他日阁下对腾冲将不复有循良醇厚之感。由于道德及正义之压力,将使阁下及其同僚终有一日屈服于余及我腾冲人民之前,故余谢绝阁下所要求之择地会晤以作长谈,而将从事于人类之尊严生命更为有益之事。痛苦之腾冲人民将深切明彼等应如何动作,以解除其自身所遭受之痛苦。故余关切于阁下及其同僚即将到来之悲惨末日命运,特敢要求阁下作缜密之长思。
大中华民国云南省腾冲县县长张问德
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
《答田岛书》最后署名并非闲笔。田岛在来函中有“大日本”字样,所以张问德针锋相对,写为“大中华民国”,日期前面也写上“大中华民国”。
李根源倡议修建的国殇墓园
《答田岛书》很快在《中央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扫荡报》等全国各大报刊发表,广为传诵,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。
张问德此举,深获书写《告滇西父老书》的李根源赞许。腾冲两名士,惺惺相惜,李根源赋诗称道:“荒唐田岛书,光怪可迷人。县君有正气,字字史家珍。”的确,只有胸有浩然正气之人,才能写出《答田岛书》。在张问德笔下,我们领略其胆略、气节、尊严,领略其不卑不亢、酣畅淋漓、荡气回肠,领略其绵里藏针、寻章摘句、典雅文采。
抗战胜利后,曾有人问张问德,如何评价自己在滇西抗战中的壮举,他淡然含笑回答:“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。”他的回答,与李根源诗中所写“人生既读圣贤书”不谋而合。在名士心目中,“读书人”乃人生最高境界!
“字字史家珍”,李根源说得真好!如果让我编选中学语文教材,一定将这篇《答田岛书》选入课本,与《古文观止》诸多经典篇章相比,它毫不逊色。真的,希望某一天,《答田岛书》会获得编选者的青睐,让它出现在语文课本上。
读文采,读浩然正气,学生将由此走进历史场景,有的人,有的事,他们不再会遗忘。
名士身影何处寻?
抗战胜利,故乡光复,李根源与张问德以不同方式继续前行。
一九四五年初,滇西硝烟刚刚散去,李根源辞去云贵监察使之职,回到腾冲。他首先做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极力主张在腾冲修建一座“国殇墓园”,安葬数以千计血洒滇西的阵亡将士,是他们在腾冲歼灭两千日本侵略者,是他们远征缅甸,牺牲异国,故土难归……
这已经不是李根源第一次出面为抗日阵亡将士修建陵园了。
国殇墓园里中国军队阵亡将士纪念碑
国殇园里中国士兵墓,每个墓碑上刻有士兵的名字
李根源一九二三年辞官后,长期赋闲,隐居苏州小王山。一九三二年,淞沪抗战爆发,十九路军万名将士阵亡。
战争刚结束,他便将献出苏州善人桥北马岗山的一块墓地,先将阵亡的七十八名阵亡烈士安葬,命名为“英雄冢”,并在墓碑上以“腾冲李根源”名义题书碑文,墓碑后面,镌刻七十八名士兵的名字。安葬那天,李根源手执掸绋,走在队伍最前列。
五年过去,一九三七年八月淞沪会战再起。李根源又一次与苏州士绅做好后方供应工作,组织红十字会赴前方抢救伤员,殡殓阵亡士兵,共有一千二百多人安葬在苏州“英雄冢”。
国殇墓园里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
另据史料叙述:由于“英雄冢”墓地局限,难以全部安葬,李根源只得重新筹划墓地,其义举得到苏州陈文肃公(仁锡)后裔的无私支持,捐其灵岩山下石码头砚山祖茔地四十余亩,作续葬阵亡将士忠骸之所。
李根源相地规划毕,躬亲运送阵亡将士忠骸八十二棺(营长四人,连排长多人)至砚山,率乡民学生近万人,披麻致祭,负土安葬。李根源曾赋诗五绝一首《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》:“霜冷灵岩路,披麻送国殇。万人争负土,烈骨满山香。”
一九四三年,徐悲鸿在重庆读到这首五绝,闻知李根源在苏州两次披麻为抗日阵亡将士送葬的事情后,深为感动,当即补绘《国殇图》画卷。
图中绘李根源执绋走在送葬队伍的前列,满怀悲愤,栩栩如生。徐悲鸿图上题跋:“三二年六月十六日,在化龙桥为李印泉先生造像,国殇中执绋者像。”可惜这幅画卷散佚不全,现仅存李根源的画像,陈列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。
又是一个五年过去。一九四二年五月下旬,李根源由昆明抵达保山,站在了滇西抗日的最前沿。几乎就在李根源前往保山的日子里,中国远征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在缅甸前线牺牲,由部下将灵柩运送回国,抵腾冲,绕道怒江上游,然后交八十八师接运过江。
李根源亲自主持迎接戴师长灵枢的公祭仪式,并同时向云南保山至安宁各县发出通电,令各县长率民众“敬谨郊迎,公祭忠烈”。
可以说,自在苏州赋诗五绝一首之日起,“国殇”二字一直存于李根源心中,未敢一日忘怀。这一次,在故乡腾冲,他将抗日将士陵园命名为“国殇墓园”。经过半年多的努力,国殇墓园竣工。园中修有忠烈祠、纪念塔,另有“盟军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”、“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墓”等。
如今,走进墓园,山坡上,士兵与民工的墓碑由下向上排列,如同列队接受检阅一般。许多墓碑上,镌刻着他们的名字——二等兵覃友山,二等兵陈一红,二等兵李光腾……“国殇”两个字,从此与遭战火毁灭而又获重生的故乡不可分离。
国殇墓园与叠园(“李根源故居”)很近,几分钟就可以走到。这是一代名士李根源,为故乡、为抗战、为千年历史,留下最好的丰碑!
硝烟消散,县长张问德也从北部山区回到了腾冲城。经他的强烈要求,曾在日本占领时期出任“腾冲县长”等职务的钟镜秋、李子映等汉奸,最终被处决。之后,在收复腾冲城刚满四十天之时,他辞去县长职务,并赋诗抒怀。其中有这样的诗句:
“晚节黄花香浪吐,少年英气老犹存。纵无寸效酬乡国,未有株桑遗子孙。……”
“青袍白发五花骢,备历艰危两载中。……浊世竟成孤影势,岁寒挺立一株松。”
故乡最艰难时,他挺身而出,历尽艰辛,不辱使命,迎来胜利;故乡恢复生机,开始重建时,他急流勇退,归隐山林。这便是与众不同的一代名士风范。
自腾冲归来,想起李根源、张问德两人时,我联想到看到过的一副名联:“唯大英雄能本色,是真名士自风流。”王世襄先生为杨宪益先生题赠过一幅对联,下联用的即为“是真名士自风流”一句,每次去看望杨宪益,我都会站在对联面前欣赏。
毫无疑问,腾冲人李根源和张问德,是真名士,是大英雄,是千古风流人物。不能设想,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挺身而出,当年的滇西会是什么局面?七十年过去,对那些勇敢地出没于烽火硝烟中的名士——“中华民族的读书人”,致以崇高敬意!
国殇园里刻有士兵名字的墓碑
我在想,腾冲硝烟弥漫时,国之存亡的危机,却为一代名士李根源和张问德,提供了人生最精彩的一次亮相。他们生活在绅士阶层仍然活跃于乡村、城镇的年代。
一个小镇,一座县城,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绅士群体,其佼佼者,常常被视为地方的道德楷模、行为规范乃至精神领袖。他们的一言一行,影响着周围人群,他们的学识、道德标准、人格以及财力,使他们当仁不让地可以在地方上一呼百应,在政府与民众之间,既是润滑剂,也是凝聚力所在。
正因为如此,李根源的《告滇西父老书》,张问德的《答田岛书》,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,一经发表,才能迅即发挥巨大影响力。这一切,均建立于他们过去逐渐形成的个人威望的基础之上。
两个晚清秀才,从十九世纪末走来,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,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。真名士,自风流,已是绝唱。中国很快不再有绅士群体,更没有名士们所谓的独领风骚。当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的日子降临时,读书人更是降至卑微、可怜、庸庸碌碌的境况。
如今,环望四周,一个小镇,一座县城,很难出现哪怕一两个令人敬仰的读书人或者名士。何止如此,不少大学、中小学的校长们,也不再是张问德引以自豪的“我只是中华民族的读书人”了,千百年形成的传统,一旦消失,就一去不复返。
幸好有李根源,幸好有张问德,还能让我们现在听一听遥远绝唱的美妙回声。